那么多学术规范防造假，为何不及一个退学博士“耿同学”？

最近，网络博主“耿同学讲故事”掀起的学术打假风潮，像一部颇有几分悬疑色彩的惊悚剧，在高校成为老师间私下很具吸引力的话题。

“耿同学”打假虽然是民间行为，但高校不得不直面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：高校作为一个以知识生产与传播为核心职能的机构，拥有那么多制度化的学术规范与制度，其面对学术造假的防御与发现能力，为什么不敌退学博士“耿同学”掀起的打假风暴？

要回答这个无可回避的难题，需要直面高校内部一套常态化的运行逻辑。这些年，国家对打击学术不端非常重视，各高校学术规范在文本及制度设计上也相当完备，但是，这一系列规范在具体落实过程中，往往容易受到复杂利益考虑的羁绊。

近年来，在不少高校的实际运行中，“拿经费、建基地、争帽子”的现实权重，往往被摆在了真正的知识创新之上。在一套指标化的评价体系里，学术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了资源抢夺的竞赛。一位学术骨干能为学校争取到多少科研经费、能挂牌多少国家级基地、能带来多少学科排名指标，变成了衡量其价值的核心硬通货。相形之下，学术成果是否具备真正的创新性、实验数据是否经得起反复推敲，反而退居到了次要的位置。

在这种常态下，如果一遇到内部举报就轻易动用激烈的全面调查与否定程序，组织往往需要承担学科实力受损、资源流失的直接代价。既然大家的关注点都在如何维持和扩大各类资源，那么将问题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低调处理，就成了最符合各方当下利益的选择。常规的学术规范因此极易被组织惯性所消解，演变为一种程序上的合规，而非实质上的净化。这也是为什么内部的自查机制往往显得温和且缓慢。

而“耿同学”引发的风暴，恰恰是以一种体制外的媒介路径，打破这种封闭的内部平衡。他所借助的并非单纯的网民情绪，而是通过短视频渠道，将原本高度专业、晦涩的科研数据（如异常的数据与高度重合的实验图表），转化为公众凭借常识和直觉即可辨识的视觉证据。

这种去神秘化的传播方式，迅速将局部的学术争议放大为全社会关注的公共事件。当舆论效应形成后，博弈的代价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——捂盖子的潜在风险远远超过了公开切割的行政成本，高校面临的不再是某个基地或经费的得失，而是整个机构不可逆的社会信誉与办学声誉。组织才会在短时间内展现出快速响应与严肃处理的决策效率。这场猛烈的风暴，本质上是以巨大的外部声誉成本，强行击穿内部的利益保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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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看到，有学校针对“耿同学”的打假行动，已经做出迅速回应，甚至对当事人进行了严肃处理，体现了高校应有的担当。但要看到，靠“耿同学”这样的体制外“孤勇者”来定点爆破，只能证明常态化体制的失灵，而不能建立起防范学术造假的长效机制。高校要打破这种疲于奔命的被动局面，就必须将学术不端的调查权与学校自身的行政利益实质解绑。而更根本的破局，在于评价导向的返璞归真。必须将高校的考核重心，从一味追求经费规模、基地数量的“数字竞赛”，真正拉回到关注实质创新与科学诚信的轨道上。